生卒、籍貫、里居皆無資料可考的徐彥，之所以能夠留名青史，是因為他替《春秋公羊傳》做有疏文，即《春秋公羊傳》。此書，原在史書中被載錄的總數為三十卷，但清代乾隆武英殿校勘本作廿八卷，所以之後的《四庫全書》也就延續作廿八卷。然而，若不知道生卒、里居，徐彥的名字怎會平白無故地被流傳下來？那是因為在宋代《崇文總目》一書裡，著錄著《春秋公羊疏》「無撰者名氏」、「或語謂『或云徐彥傳』」。也就是說，《崇文總目》說《春秋公羊疏》歷來都沒有署上作者的名字，但據口耳流傳，道是作者有可能會是一個名叫「徐彥」的人作的；自此之後，《公羊疏》的作者姓氏為「徐」，就這麼普遍流行起來。
      但是，既然此人的名字是因《公羊疏》文相關，那麼藉由考察疏文的文字風格、行文理路，或許可以知道，作者究竟活動於何時。因此，有了兩派說法出現：其一，董逌《廣川藏書志》認為《春秋公羊疏》應成書於「唐德宗貞元──唐穆宗長慶（785-824）之後」。清代大學者紀昀也贊同這個說法，因為他們都認為《公羊疏》的文風比較接近唐末時期文體。而另一種說法，是清人王鳴盛、阮元認為的「六朝人」所作，也是因為疏文的風格不與唐人相同，而較偏向六朝時之文風。當然，因為都是沒有實質證據的揣度之詞，也只能僅做參考之用，不能直接確信。
      不過，也就承襲六朝人的說法，王鳴盛認為：「徐彥」其實就是北朝時的「徐遵明」。徐遵明，字子判，北魏末時開始傳授經學，長達二十年，學生人數破萬人，全國沒有不尊仰其名的。徐遵明傳授的《周易》、《尚書》與三《禮》，皆以東漢末年經學大師鄭玄的注解、說法為宗主。而在《春秋》經部份，則傳授服虔注解的《左氏傳》，徐遵明書寫的三十卷《春秋義章》，也與公羊學無關。畢竟，在北朝時，要學習《春秋》經，普遍流行的風氣都是從服虔注解、杜預注解的《左氏傳》起手，而非《公》、《穀》二傳。
      若姑且不論作者，僅就《春秋公羊疏》內文本身來看，其推崇公羊，而黜斥左氏，褒揚何休，而貶抑杜預，宣揚孔子「受命作《春秋》」、「為漢制法」的觀點，皆足見漢代今文經學的強烈風格。所以，也就有學者得出「《公羊疏》成書於南北朝之前」的看法。但是無論如何，單就《公羊疏》本身來看，《疏》文的目的，即在詮解何休所作的《春秋公羊解詁》，因此「暢曉何休之《注》意」、「存前代經師之說」，即為徐《疏》的真正價值。若未有徐彥作《公羊疏》，那麼「春秋公羊」之學，極有可能早已湮沒於歷史長河之中。今天，我們還談徐彥的原因，即是因其篤守、疏通之功，保存了南北朝經說的資料，更於《公羊》學正快衰敗之時，義無反顧地一肩扛起了學術傳承之重擔。

撰稿人：陳讚華